一、引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新形势下，银行风险防范已成为银行监管稳健运行的核心议题。当前银行业风险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巨大，跨市场、跨行业产品和业务存在重大隐患，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和新兴金融活动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可以说，银行的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而在具体的防控过程中，需要对关键人物银行高管加以关注，考察他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银行的风控链条中，高管可以说是“总舵手”，只有高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风险控制，银行才不会承担过多的风险[1]。2018年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规定，银行高管实施薪酬延付甚至回扣、追索制度，未达到相关条件的人员不得晋升。但同时，银行高管还面对着激烈的竞争。除了即将退休的高管，每位高管都经受晋升锦标赛的考验[2]。最佳的晋升机会只留给表现最优秀的高管。只有为银行创造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资产规模，银行高管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显然这又和银行安全至上的原则存在冲突，高管们会如何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考察高管凸性激励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在开始具体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晋升与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Goel和Thakor(2008)[3]指出高管晋升锦标赛竞争加大了企业风险承担，过度自信高管的晋升概率显著提高。而后，Ho等(2016)[4]发现那些CEO过度自信的银行比其他银行更有可能在危机爆发前增加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降低贷款标准和增加杠杆率。毋庸讳言，处于晋升锦标赛中的管理者势必会利用其所管理的企业追求更高的晋升概率，而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其晋升压力转嫁到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上[5-6]。另外，郝项超(2015)[2]通过研究也发现我国银行高管晋升与风险承担存在正向联系。但他将晋升作为替代品和薪酬放在一起研究，晋升并没有独立的含义。目前来看，国内外已经有了一些晋升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但其中还存在一些盲点：第一，在银行(企业)高管为对象的研究中，没有直接独立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晋升会增加银行(企业)的风险承担，或是通过过度自信这一中介，或是结合薪酬才能得出结论。第二，在钱先航等(2011)[5]，Wang等(2019)[6]的研究中，虽然可以直接证明晋升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但研究的地方官员与本文的银行高管存在差异。所以，高管的晋升是否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仍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本文选取2008-2018年中国142家银行为样本，研究银行高管凸性晋升激励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首先，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高管存在类似于凸性期权式的凸性晋升激励。凸性晋升激励表现为，银行高管的晋升激励存在临界值，临界值前后银行风险承担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本文分析了凸性晋升激励引致高管风险承担的风险掩饰、风险集中和风险无担三种行为，并提出了相应可检验假说。而后本文通过银行年报得到了高管的相关信息，又使用网络搜索法统计了每位银行高管离职去向，再将其进行分类以找出晋升的样本。利用这一晋升样本，本文统计了晋升高管(以及银行)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进一步测算出了每位高管的晋升概率，将其作为自变量。因变量方面，本文使用风险承担及其细化指标(贷款质量、贷款类型、贷款担保)在晋升前后的差分值。实证部分，本文使用传统和一致估计的倾向得分匹配来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发现除临近退休的高管外，高管晋升确实会增加我国银行的风险承担。并且，银行高管晋升激励增加了不良贷款临界处的关注贷款，提高了公司贷款规模，抵押贷款下降而信用贷款上升，风险敞口加大，也就是发生了“风险掩饰”“风险集中”和“风险无担”三种不同的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具有如下贡献：首先，本文提出了高管晋升凸性激励，丰富了高管晋升和风险承担文献，拓展了Goel和Thakor(2008)[3]，Ho等(2016)[4]和郝项超(2015)[2]的研究。本文发现高管的晋升凸性激励能够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这一结论推进了晋升与风险承担研究的发展。其次，本文提出并分析了风险掩饰、风险集中和风险无担三种行为并且相应可检验假说，使风险承担的概念立体化，并将凸性激励下这三种风险承担行为以图形的形式体现，让凸性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细化、图形化，深化了Coles等(2006)[7]，郝项超(2015)[2]，张洪辉、章琳一(2016)[8]等人的研究。最后，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银行业风险防控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从银行高管凸性晋升激励的视角探讨银行业风险承担问题，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心理与行为研究》 网址: http://www.xlyxwyj.cn/qikandaodu/2021/0430/347.html